20世纪上半叶无疑是欧洲艺术创造力蓬勃发展的辉煌时期。不同主义、多个流派在世纪之交与战后重建中争相迸发。积压的情绪激发数场艺术运动，随即掀起阵阵艺术浪潮。以塞尚所引发的后印象主义，高更的原始主义和梵高的表现主义共同构成了其主要的艺术形态，现代主义的多元性与变革也随着战火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徐徐展开。 

1918年一战结束，已过而立之年的德国新锐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从战场复员归来，理想化地认为整个战后社会将以稳定的速度恢复原样。然而经历过炮火后世界秩序的残败与破碎，使得战后重建进程十分缓慢。等待无望的格罗皮乌斯意识到全面改革或是推动前卫的理念发展的手段。过去已逝，未来可期，一切都需要脱离陈旧的过去从而走向现代。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要行动起来，做全新的尝试，改变我们原本居住的空间与环境。”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格罗皮乌斯一直奉行乌托邦式的理想信念，那霎时乌托邦式的快乐时刻也是他在战后最直观的感受。然而作为一名建筑师，他随后意识到要想真正实现推进改革的理想，不能单靠个人力量。怀抱狂热的社会改革理想，格罗皮乌斯多次与魏玛官员商谈与阐扬他的想法——建立一所崭新的建筑与设计学校，由此实现他对团队合作精神、发扬手工艺传统训练及乌托邦式的理想。 

1919年3月16日，格罗皮乌斯被委任工艺美术学校与魏玛艺术学院的校长，同年3月20日正式建议并获准将这所合并学校更名为国立建筑学院，即“包豪斯”（The Staatliches Bauhaus），并于4月1日正式开学。次年，仅由包括格罗皮乌斯在内的四人组成教职员阵容，迎来了一批新艺术家的加入。其中包括于20世纪初与毕加索和其他前卫艺术家一起打破了忠实表现绘画既定传统的画家保罗·克利。 

保罗·克利的加入颠覆了格罗皮乌斯对现代画家仅利用建设性思考在艺术空间、色彩和形式上展现可传达性的偏见。尽管一战中所受的创伤仍然促使他利用艺术逃离现实物质世界，这也让日常的保罗·克利有些离群索居，但在课题调研时逻辑清晰的表达使他成为包豪斯交口称赞的导师。对保罗·克利而言, 在学校教授开拓性课程，通过其运动和自发性，促使他将艺术元素赋予了生命。在职期间，保罗·克利对艺术的目的和手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于1925年出版了总结其教学和创作经验的著作《教学笔记》。

然而，作为最初的开路人始终是要有所牺牲的。先进、前卫、乌托邦式的想法往返于世世代代，当这些变成现实存在于秩序重建的社会时，处于对立面的保守规制将包豪斯构建的现代设计体系推至风口浪尖。从开始运作到闭校解散的仅仅14年间，包豪斯经历了两次迁址、三位领导人，从理想主义到共产主义，最后停留于实用主义。保罗·克利也在1931年, 学校被纳粹关闭之前不久离开了包豪斯。

包豪斯的价值在于搭建了艺术和技术之间的“桥梁”, 也是开启现代设计教育的序幕的旋钮。正如被倒置的德语“房屋建筑”（Hausbau）一般，“包豪斯”（Bauhaus）的存在摆脱了传统学院派的束缚，引领现代建筑学翻篇进入新纪元。 

2023年11月25日（周六），UCCA携手北京服装学院共同呈现纪录片《未来的建造：百年包豪斯》。影片将展示包豪斯由创设到关闭的曲折历史及其发展和变化，彰显UCCA“现代主义漫步”展览聚焦西方文明史阶段性的现代性，与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的连接，并邀请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城市理论工学博士、建筑师车飞，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王辉探讨人类社会的本质——“共同生活”的定义以及建筑对其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