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
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孤独:大庭广众下准备一餐饭的孤独。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场景,比贫穷更悲伤,比乞丐更悲伤的,是那个当众独自吃饭的人。动物总是以彼此分享或者争夺食物为荣,那个独自进食的人已经死了(独自喝酒的人却不是,为什么呢?)。这个人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于是他做各式各样无中生有的事:跑步、书写、创造、征服。这个孤独的人最终的落脚点是一张狭窄的单人床,此时,他的后背紧贴在床板上——这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他的世界也由此为基点展开,卧室、居所、楼房、街道、街区、城市、国家、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世界的折叠方式才是清晰可见的。
两个人
这也许是个情侣关系——一男一女,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这也可能是一个朋友关系——一男一女,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两个男人的相处最为罕见,他们能一起从事的活动少之又少,两个男人的独处往往减损了他们各自的男子气概,而这也恰恰是他们要极力避免的,请问你见过两个男人相约从事逛商场、散步,或者下午茶这种功能指向不明确的活动吗?那是女性化的,或者以性征服作为前提);或者这仅仅是一场偶遇,在两个完全的陌生人之间交流了只字片语,性别没有起到关键作用。两个人,于是他们以你我相称:“你可不可以把那支笔递给我?”“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话。”“我爱你。”“你不理解我。”“我原谅你对我造成的伤害。”“你无法想象我对你的怨恨。”“那就请你看看我的处境吧!”“拜托,我怎么能知道你整天在想些什么鬼?!”
“你”和“我”只是空洞的形式,就像“那里”和“这里”,只有当发言者使用它们时,它们才具备了划定空间、建立关系的功能。而只要开始交谈,就首先需要用最直接的方式唤起对方的注意,这是语言的召唤功能。“你”和“我”既是划定主体与客体的标示,又是最亲密无间的指称,一种直接的、无障碍物的交流形式。“你”和“我”是对对方发出的邀请,“请你…..”,“我看你的意思是……”,这个邀请压缩了空间,拉近了距离,甚至造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幻觉——幻觉填充了这个世界在编织时留下的空白地带。不过空间再如何压缩,距离再如何拉近,始终不存在两个人合为一体的时刻,那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用夸张法或者比喻法来体现,比如,“水乳交融”这个说法,而事实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即便在两具肉体连成一体的时刻,也会因为两个人节奏和快感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三个人
又有一个人加入进来,这或许是件好事儿,打破了已经固定化了的二人关系的沉闷和封闭,但更多的时候是个灾难——在人的关系里,三角形有可能是最不稳定的结构,也是最违反自然规则、布满人工痕迹的结构。
三个人往往只能是个临时的关系,最终将有一方退出。于是在观察这三个人时,我们始终怀有这样的疑问:谁是多余的那个?我们可以做出假设,猜想结果,甚至进行某种因为事不关己而乐在其中的赌博押宝游戏——“你猜……”,“我打赌……”。当然,在一定的时间长度里,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否则这个关系便不能成立。 最后到来的那个人是导致关系变化的外来动因,但在过程中却未必没有可能反客为主——这个变动充满了随机性,可以因为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用词引发剧烈的变化——参与者的神经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尤为纤细,如同惊弓之鸟;行事方式则变得尤为拙劣,如同三岁幼童。于是这也是三方意志和智慧的较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角形的边长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面积变得越来越大或者越来越小,质地变得越来越稀松或者越来越浓稠;有时在三个点越来越激烈的短兵相接中最终爆发出巨大的毁灭性能量(这在三角形的恋爱关系中最为常见,也是我们最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将最终的图形锁定为一种放射状的、难以界定的残迹。不再有人对这片记忆的残迹产生兴趣。
可这第三个人也有可能扮演着一个居中调停的角色,在双方沟通不畅时衔接前后。他也许承担了阐释或者翻译的功能,在两个语言单位之间完成转换,使意义得以流通和交换。他时而面朝一方,时而又面朝另一方,挪动脚步,调整间距,竭尽全力保证时间、精力和个人情感的平均分配。只是这个过程中他难免会有失误,而失误积攒越多,他的重要性就越明显,他的位置变得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他本人才有可能检视这些失误,回顾整个庞大的由错误堆建起的既成事实。如果他是一个诚恳、负责的人,那么他将怀有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他自问,我从哪一个时刻起脱离了连通左右的作用,而变成横在两个端点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物?而他同样诚恳、负责却又笨拙的补救方式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结构性破坏——他将自身缠绕成了膨胀臃肿的梭状体,对两个端点形成挤压,此举使得两个端点几乎消失在了视线的边缘。同时,他的“反”思也将他带入另一个问题:那么,我自身的语言是什么?我的身份是否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他一旦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的产出的就开始以指数形式增长,因为显而易见,他开始进行一种极其严肃,但又十分可疑的自我复制。而我们更关心的是,是否有可能取消他的存在,恢复最初一目了然的秩序?还是说,“最初”仅凭对视和良好的意愿达成的共识已经变成了不可追忆的神话故事,“最初”比未来更加遥不可及?
四个人
四个人的关系充满了游戏性,充满了搭配组合的可能形式。加法的游戏,减法的游戏,甚至是乘除法的游戏。我们随意挪动他们的位置,便可以产生新的叙事。这是个故事的迷宫,既可以叠加,又可以扣除,既可以形成对称,又可以导致失衡,既可以是具体而微的,又可以是纯粹观念化的。它不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和无法挽救的后果,因为策略性和趣味性才是它首要的考量标准。
四个人的关系有时构成了一个工整的、和谐的正方形,比如四重唱、接力跑、桥牌或者麻将游戏等等。更多时候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任意两点的距离都不尽相同,距离的差异造成了最终图形的丰富多变。它也首度带来了立体的可能性。数学教师提问,如何用三根火柴摆出四个三角形?我们对这个小把戏轻车熟路,并且开始慢慢发现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那是虚线,或者说辅助线的重要性。辅助线是纯粹的想象和虚构之物,却往往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实际作用,也带来迎刃而解的畅快和优美。
二对二的结构,我们可以联想到什么?羽毛球双打比赛,控辩两方当事人和律师的对阵,double date,一个婚姻中双方父母的碰面/谈判。让我们秉承游戏的精神,轻松一点儿,来谈一谈double date这个时髦或者已经不再时髦的奇异都市现象:这或许是出自一种展示的需要,我们猜测,同时又构成了一种有默契的约束,是人存在之矛盾的体现。这时的“我”是“我们”中的“我”——甜蜜的、心甘情愿的主体性丧失,同时又是崭新的的主体的形成。在高速旋转的都市生活产生的离心力中,两个人的结合已经是有违逻辑的了——参与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简直不可想象,可这并不妨碍盛大或者素简的婚礼的一再举行,支持了一整条的产业链。性的获取渠道已经不再构成问题,恰恰相反,性的获取却经常在正常的婚姻关系遭遇失败,那么,结合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这个新的主体又在寻找自己的同伴,确切来说,自己的某种镜像,展示的结果仍旧是某种自我欣赏——一个半公开、半封闭的自我循环。
如果其中三个人形成了同盟,那么我们面对的很可能是个阴谋。被愚弄的那个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孤立,在他自作聪明的夸夸其谈之间,另外三个人连成了一条坚固的直线,而他并不处在其延长线的任何一端。这是个危险的位置,被抛弃或者被算计的位置。他有可能是某项专利的发明者,在这个集体骗局里,他丧失了对其产品的控制权,他的产品被打上了另外的标签,被推广至他意料之外的市场,被他厌恶的人群购买和消费。他对自己的产出失去了控制,被任意摆布和操控,他观察不到“终端”的位置,也搞不清楚收益的丰厚程度和自己的占有份额。我们在嘲笑他的短视和同情他的遭遇之余,也不能回避这样一种内在的可能性(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还是无法进入另外一个个体的意识,而只能发挥侦探的智慧,凭借证据、经验和演绎法来进行推断,却永远不能进入法律程序进行宣判,否则便有违游戏的精神)——他正是在自己的假天真和现实的真残酷之间赚取差价,他的精明已经超出了图形上显示的势力不对等,被那条无限延长的流水线切割开的空间两侧都是他的活动范围,他似乎由此获得了全然的自由和弹性。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宽广无垠的空间同时也是沙漠式的,他唯一能够参照的仍然是远处的那条地平线,而他的背影也始终处在地平线的监视之下。所以无论多少次拐入弯道,多少次遭遇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他的命运始终是被提前设定的、虚拟的游戏程序。
五个人
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完全公共性的场面):五个人一起吃饭,总有一个人要独自坐到桌子的另外一头去。在这个位置上,他和所有人都无法对视,而只能倾斜一定的角度,这既给了他一种纵观全局的视角,又将他排除在了全局之外。在这个场景里,他有可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又很可能是一个尤为关键的人物——他可能身处谈话之外,闷头吃饭,又有可能凭借一己之力主导着整个谈话而顾不上进食。总之,他的身份是特殊的,甚至在某些时刻是双重的,是优势和劣势混合而成的古怪存在,他本人则深陷矛盾和错乱的精神状态。如何判断这个人的身份?他是否可以判断自己的身份?
他有可能是被邀请至此——四个人厌倦了排列组合的游戏,因为他们发现,再奇怪的形状也不过如此,万变不离其宗,这就像旷日持久的麻将大战,总是轮流坐庄,胡牌的几率均等。他们突发奇想,何不把他叫过来呢?他或许正在另一桌默默进食,偶尔朝这边投来好奇的目光。他们猜想,这个孤独的人此刻也许企盼着加入一场谈话,他体内郁积的能量需要找到一个发泄口,此举将正中他的下怀;而对于他们来说,这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他们相识已久,彼此间的勾心斗角已经成为协同作战的历史,这共享的历史自有它的温度,足以融化任何快速冷冻起来的坚冰。现在,他们急需一个“他者”的救赎。可他们似乎没能从自身历史中吸取教训,那就是,格局的变化从来不会顺从单向的意志,进攻引发的未必只是反攻,而是重新洗牌。他们必须和他一起重新艰苦地去策划一个共同的未来。
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那一个人,他的侧脸千变万化,独独看不到全貌,总有一小部分被遮住了,这赋予他一种神秘的、异域来客般的迷人气质,但这也造成了一种轻微的恐惧——无法得知阴影中的内容是暗藏的惊喜还是丑陋吓人的疤痕。最初的热情寒暄过后,他们此刻的情绪掺杂了同情、厌恶、羡慕和畏惧——同情他的遭遇,厌恶他的粗俗,羡慕他的朝气,畏惧他的未知。其中一人转过头去,跟旁边的人窃窃私语,他们在交流什么样的信息?他们或许在试图分析他的来龙去脉,他的出身、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性格脾性,他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婚姻状况、着装品味,以便预测他在未来图景中可能采用的路线,扮演的角色,承担的功能。为了彻底“读懂”他,他们被迫发明出一套全新的语言,用语言的符号来界定他的存在和意义。可这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首先,他们掌握的全部信息都来自他本人的交代,可谁又能保证他确实在口吐真言而不是在耍花招?其次,人有别于物,坐得不舒服了便可以走动,他时而起身,时而落座,破坏了刚刚精心摆好的和谐构图;再次,他们也不得不自问,我们是否真的关心?
现在,我们尝试借用他的视角,重现他的内心戏——这个做法当然是“政治不正确”的,但却据说是“科学”的,如果你熟悉犯罪现场重现这一概念(“如果我是凶手……我穿过走廊,破坏了转角的那个摄像头……首先制服男主人,于是女主人感到恐惧而不敢动弹……最后是婴儿房……”——行动取决于心理,变态的行动则取决于扭曲的心理)。他对自己给他人带来的震惊和困惑感到沾沾自喜——这出自人的本性,同时他也因为自己无法完全融入谈话而感到尴尬和被拒绝的痛苦——这同样出自人的本性。他接受了他们赋予他的种种标签式样的定义,他别扭地使用他们的语言习惯和态度,伴随着一种甩不掉的不适和急迫(“我说错了吗?”“他们能够理解吗?”“我是否显得幼稚可笑?”“他们交头接耳是否在议论我的出身的不光彩?”)。有时他的生活和思想成为了整个谈话的中心话题,可聚光灯之下他还是难以克服这样一种疑虑:我的存在是否仅仅构成一个话题?在此之外,我的在场是否还产生其他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发现,有些根本性的裂痕是存在的,而且不可能被跨越。他将永远无法准确把握他们的世界观。
不过,五个人的结构并不总是如此凌乱不堪充满变数,他们也可以构成一个完美的星形,一个漂亮的金字塔,或者一个国家象征层面的权力结构。
一群人
六个人的关系类似四个人,七个人的关系又类似五个人…..以此类推,我们抵达“一群人”,这个宏观的视角抹平了细节上的差异和具体关系的复杂,终于呈现出一个表皮光滑的形状,这或许是个圆形,或许是圆形的变体,用弧度取代了直线和尖角,具有极好的流动性和柔韧度,就像是体操运动员那让人惊叹的身体,或者白细胞充满正义感和包容性的细胞膜。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优雅穿过最细小的缝隙,无惧形状的变化和挤压的痛感。一群人,他们曾经以各式的面目在历史上出现,在城市中心的广场或者在乡间的炉火旁,在战斗中或者在谈判桌上,我们曾经称呼他们“阶级”、“社团”、“族群”、“共同体”等等。不同人群之间既有可能对立,又有可能重合,构成了最为复杂的结构,它曾经一度是垂直状的,又一度以水平方向扩张,现在他们盘根错节,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实现了最复杂的建造模型,就像是当代建筑。自然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人类的符号。他们现在甚至已经进化到了不需要纲领,不需要主义,不需要共同利益,不需要信仰,自由穿梭国界和时空,残忍又柔情,稳定又动荡,什么都不是又同时即是一切。我们似乎身处其中,又难以号准它的脉搏,为了克服这种悬于半空的眩晕感,我们迫降地面,绕过占领街角的抗议人群和推行政策的宣传车队,进入室内:
(声音部分)
我们突然发现,在一个过分复杂的世界里,私隐成为了人群最可靠的粘接剂——只有在个体面对自身最为虚弱之处时,人群才又显露出人性的一面,我们甚至或许可以由此断言,最稳定的当代人群构成形式是用以戒除毒瘾、克服恐惧、分享痛苦和自救方法的互助会——在这里,最内向的第一人称获得了最外向的界面,于是他们这一群人又被迫与那个在大庭广众之下独自进食的人对视了,让人震惊的是,他那死人般的目光竟充满了同情,正像是此刻你们投在他身上的目光。这种对视不停地形成彼此的镜像,活跃、闪烁、无休无止,但与此同时,这令人麻木的运动又构成了一种相对的静止,一个常识性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