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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科鲁尼亚,1893-1894年
纸上炭笔和黑色铅笔画
49 x 31.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405

《古典雕塑石膏像写生习作》是本次展览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作品,完成时毕加索只有13岁。这件写实素描的参照物是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所创作的一件躯干雕塑——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该雕塑的石膏复制品陈列在毕加索当时就读的拉科鲁尼亚美术学院中。这并不是毕加索第一次绘制这个题材的素描。他九岁时绘制的第一批画作,就包括一幅对着家中的赫拉克勒斯雕像所绘制的素描。毕加索曾指出,他花了四年时间才学会如何像拉斐尔那样画画,而这幅作品正是艺术家才华早现的证据。毕加索以碳笔画出了微妙的光影效果,反应了他对欧洲学院绘画技法的精准掌握。他将会很快以古典绘画技法为基础,开始现代主义的探索和实验。
《戴帽子的男人》
拉科鲁尼亚,1895年初
布面油画
72.5 x 5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

这是毕加索在拉科鲁尼亚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完成的为数不多的几幅油画作品之一,他的父亲当时是那里的一名绘画老师。尽管年纪轻轻,毕加索已经被认定为绘画天才。传说他的父亲曾让13岁的毕加索为自己的一幅作品做最后的润色,当他看到毕加索的成果后便默默放下了手中的调色盘和颜料,预示着儿子的技艺已经超过了父亲。1895年,毕加索和家人搬到了巴塞罗那,随后他以14岁的年龄通过了当地著名的隆哈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他在24小时内就提交了考核作品,而其他年龄大得多的学生通常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完成。

大约在这个时候,毕加索开始对着真人模特进行写生练习。《戴帽子的男人》第一次在拉科鲁尼亚展出时,现场观众一眼便认出了画中人物是一位当地出名的乞丐。毕加索一生都保留着这幅画,作为他早期训练的珍贵纪念,这不仅仅是欧洲传统绘画的训练,更是西班牙绘画风格的训练,而且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学院。从这幅画中,你可以看到毕加索从其他西班牙艺术家身上所汲取的灵感,尤其是委拉斯开兹和戈雅。
《斗牛》
拉科鲁尼亚,1894年9月2日
纸上石墨铅笔素描、羽管笔和墨水画
12.6 x 19.3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401 (r)

当毕加索还是一个在拉科鲁尼亚美术学院学习的少年时,他的艺术才华就已经超越了绘画和美术领域的局限。他对西班牙加利西亚省的日常生活有着敏锐且幽默的观察力,这些风俗场景唤起了隐藏在他不断精进的绘画技巧之下的创作智慧。毕加索是一个热衷于记录日常生活的人,他经常把自己创作的插图和类似于新闻报道的文字,编辑成杂志之后,寄给住在马拉加的家人。

许多学者如今认为,毕加索在拉科鲁尼亚学习期间涉猎的许多主题,将会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反复探讨和出现。斗牛是他最喜欢的主题之一。对艺术家而言,公牛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另一个艺术化的自我。斗牛也是激情、暴力和性的模糊象征,这种致命的戏剧性,同时也是毕加索眼中最具代表性的西班牙气质。这个动物将会在艺术家反法西斯的杰作《格尔尼卡》等重要作品中反复出现。它或者也会以人身牛头怪的形式出现,观众们在接下来的展览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半人半牛的形象,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个形象亦代表着另一个妖魔化的自我。
《砍头者》
巴塞罗那,1901年春
纸上中国水墨、墨染和水粉画
50.2 x 32.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431 (r)

从这个展区的多幅纸本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除了创作油画之外,还酷爱绘制插画与各种草图。当年少的毕加索还住在西班牙外省的时候,就绘制了一系列报纸杂志。之后,他和朋友弗朗西斯科 · 德阿西斯 · 索勒在马德里共同创立了一本名为《青年艺术》的期刊。索勒担任文学编辑,毕加索则担任艺术编辑。第一期发表于1901年3月10日,总共发表了五期,尽管昙花一现,这份期刊登载了大量毕加索的插画,其中很多作品都出自他1900年底巴黎之行的素描本。

这幅画作展现了一个斩首之后的骇人场景。砍头者站在一群看客前面,背对着观众,同时扭过头望向那颗断了气的头颅。毕加索以黑色墨水勾勒出人物,然后以砂红色的墨水凸显画面的血腥氛围以及围观人群的狰狞表情。砍头者与围观者被置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艺术家以这样的构图方式委婉地控诉暴力行径以及人们对其的沉迷。
《帕拉利罗咖啡音乐厅》
巴塞罗那,约1900年
木板油画
36 x 4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法国政府购买,交付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2009. MP2008-2

毕加索结束美术学院的学习之后,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居住了一段时间,这也是塑造他最初个人艺术风格的重要时期。这幅作品创作于1900年,描绘了巴塞罗那的帕拉利罗大道上一间音乐厅的景象。毕加索一直有着用绘画和速写记录周围生活场景的习惯。不过在这幅绘画中,他运用的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风格,而不是他早年所学习的古典主义风格。而且画面中咖啡馆的艳丽色调以及松散的笔触,都让能让人联想到法国艺术家图卢兹- 罗特列克的作品的影响。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前卫艺术圈子很活跃,这里的艺术氛围紧跟着巴黎的步伐。狂热的年轻艺术家会在这样的咖啡厅里讨论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当然也包括最新的艺术趋势。然而,什么都不能代替亲自去往现场感受原作的体验,于是在1900年秋天,也是他19岁生日的前几天,毕加索与友人卡洛斯 · 卡萨吉玛斯一起启程前往巴黎。他们居住在靠近巴黎北郊的蒙马特地区,这里是整个城市的波西米亚据点。毕加索也因此第一次看到了德加、梵高以及高更等大师的原作。
《坐着的女人》
巴塞罗那,1902年
生土雕塑
14.5 x 8.5 x 11.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30

《坐着的女人》是毕加索创作的第一件雕塑作品,这尊不到15厘米高的塑像,是他在巴塞罗那的一位雕塑家朋友艾米丽 · 方本纳的工作室里用生土制作而成。学习绘画出身的毕加索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雕塑教育,而是通过经常来往的雕塑家朋友,学习到了雕塑造型的基本方法。毕加索似乎没有为这件作品绘制任何草图或习作,不过“坐着的女人”是一个经常出现在他绘画中的主题,他在这里可以说是第一次将这个主题付诸立体实践。这尊小巧的塑像看起来有点像装饰圣诞节马槽的小泥人,尽管造型简略,依然充满着表现力,女子的神情与姿态流露出淡淡的哀伤,与蓝色时期绘画人物的特点相呼应。
《赛乐丝汀娜(患眼翳症的妇人)》
巴塞罗那,1904年3月
布面油画
74.5 x 58.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弗莱德里克 · 罗斯捐赠,1989. MP1989-5

《赛乐丝汀娜》创作于蓝色时期尾声,无论从创作手法还是表现风格上,这幅肖像都与我们之前看到的《自画像》有很多共同点。老妇人身着深蓝色披风,独自站在纯蓝色的背景前,除了脸颊上的一丝红晕,整个画面都沉浸在阴郁的蓝色调之中。画中人物的目光同样牵动着观众的注意力。老妇人的右眼蒙着一层白斑,似乎已经失明,画面的蓝色调更强化了这只泛白的眼睛的突兀之处;她的目光没有朝向观众,而是镇定地望向画面的另一侧。“失明”的意象多次出现在蓝色时期的作品中,毕加索不仅以此传达他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同情,同时也是一个与内心视野和创造力相关联的隐喻。通过毕加索留在画布框上的笔迹,我们得以了解画中模特的身份,她的名字是卡尔洛塔 · 瓦勒迪维娅(Carlotta Valdivia),巴塞罗那一家妓院的经营者。这件作品的名称则出自同名的西班牙文学经典中的人物,书中的赛乐丝汀娜同样也是一位经营着妓院的老妇人。这部创作于1499年的长篇小说在西班牙的知名度仅次于《唐吉柯德》,毕加索应该从小就熟知里面的故事,这也体现了西班牙传统对他创作的持续影响。
《朴素的一餐》
巴黎,1904年9月
蚀刻与刮刀加工锌版画,德拉特印制
61.6 x 44.3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889

1904年9月,这时毕加索刚搬到巴黎不久,在蒙马特租下了狭小的“洗衣船”工作室,生活极为拮据。为了节省成本,他选择在一块已经使用过的铅版上制作自己的版画。这其实是毕加索第二次尝试制作版画,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版画学习,而是在朋友里卡多・卡纳尔斯的协助之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版画杰作。作品刻画了一对在咖啡馆里用餐的男女,这类型的题材在当时颇为流行。自19世纪下半叶起,咖啡馆场景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创作之中,尤其是巴黎的咖啡馆,已经成为了展现现代生活的标志性题材。毕加索还在画面中融入了自己更为熟悉的元素——这对男女与他蓝色时期绘画中的人物造型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盲人的一餐》与《熨衣服的女人》。与此同时,他也在作品中展现了自己对雕版技术的熟练掌握,利落的线条和自然的阴影为画面带来了雕塑般的效果。毕加索将颜色运用所带来的表现力,转移到版画线条之中,展现了他在不同的材质之间自如发挥个人艺术语言的禀赋。
《疯子》
巴黎,1905年
青铜雕塑,为艺术品商人安伯斯 · 佛拉铸造的版本
41.5 x 37 x 22.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31

这件创作于1905年的雕塑作品,刻画了一个生动的小丑形象。毕加索在创作这件作品前的几天,刚和诗人马克斯 · 雅各布一起去美达拉诺马戏团观看演出,小丑的脸据说也是根据诗人形象塑造的。在这家位于蒙马特的马戏团里,经常能看到毕加索的身影,据当时他的女友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回忆:“他可以在那里和小丑演员们聊上一整晚,对他们既带着崇敬也有同情之心”。这个时期的毕加索对于这些街头艺人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是一个充满了面具、表演和装饰,同时被边缘化的世界。他的绘画中开始大量出现这些艺人的形象,调色盘也逐渐丰富起来,成为了粉色时期的标志性特点,并且渗透到了同时期的雕塑创作之中。作品中的小丑带着调皮的微笑,戴着一顶极具几何造型感的帽子。他的面部肌理生动连贯,仿佛刚刚被毕加索的手捏造成形,由此带来了丰富的光影效果,体现了毕加索日趋精湛的雕塑技艺。
《兄弟俩》
戈索尔,1906年夏
纸板水粉画
80 x 59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7

1906年5月到8月间,毕加索来到戈索尔短住,这个偏远的村庄位于加泰罗尼亚北部,只有骑着驴才能到达。地中海的明媚阳光让毕加索的创作灵感迸发,他为当地年轻人、农家女孩以及费尔南德 · 奥利维耶绘制了多幅肖像。《兄弟俩》是粉色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尽管不是以该时期常见的杂耍艺人为主题,依然延续了他对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兄弟俩带着沮丧的面容,站在一片贫瘠的背景之前,整个画面散发着忧郁的气息,和粉色时期早期的描绘流浪马戏团艺人的画作相类似。画中年长的哥哥摆出对立平衡的站姿,体现了古典传统的影响,我们在艺术家这个时期的其他画作里也能看到相类似的特点。古典的根基贯穿了毕加索的艺术生涯,在他1910年代下半叶开始形成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更能体现这一点。弟弟修长的身体线条则明显受到安格尔风格的影响,毕加索在1905年的秋季沙龙看到了安格尔创作于1862年的名作《土耳其浴室》。观众们在这个展区里的另一幅作品《〈后宫〉习作:梳妆女子》中可以更为直接地感受到安格尔的影响。
《女子半身像(费尔南德)》
戈索尔,1906年夏
黄杨木雕,带有红色颜料痕迹和黑色颜料线条
77 x 17 x 16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33

1906年5月,戈索尔——这个位于法国与加泰罗尼亚边境,比利牛斯山脉上的小村庄,迎来了两位访客: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奥利维耶。这里只有300多位居民,现代社会的变革似乎与他们无关。毕加索在戈索尔停留的几个星期间,过上了极为朴素的乡村生活,他的创作力旺盛,期间创作了三百多件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绘画作品,同时他也开始尝试创作木雕。在当时,已经很少有艺术家使用木头这么传统而古老的材料来制作雕塑,这体现了毕加索希望在艺术创作上“回归本源”的探索。凭借手头仅有的简陋工具,毕加索雕凿出自己的第一件木雕作品《女子半身像》。雕塑保留了黄杨木的原材质效果,下半部分几乎呈方形,我们能依稀地辨认出手臂,以及隆起的胸部与臀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脸部经过了刻刀的精心雕凿,她的发型应该是以费尔南德为模板雕刻的,五官的风格则明显受到中世纪木雕《戈索尔圣母子像》的启发。
《自画像》
巴黎, 1906年秋
布面油画
65 x 54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8

《自画像》是毕加索为创作《拿着调色盘的自画像》准备的系列草稿之一。这幅《自画像》继承了粉色时期的肉粉色调与柔和氛围。然而与之前的作品相比,画中人僵硬而不自然的表情令人联想到古希腊的青年男子雕像。这一转变预示着毕加索创作的全新阶段——立体主义成型期或原始主义时期——的到来。尽管这幅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艺术家的外貌与个性,其抽象的特征更接近于毕加索当时着迷的波利尼西亚与伊比利亚风格,尤其是其粗大的脖颈、被放大的耳朵与眼睛、几何形状的鼻子与面具般的面孔。再加上以颜料厚涂出砂岩般色泽的身躯,整个人物形象不由得令人联想到一面插在基座上的古代面具。艺术史家柯尔克 · 凡内德认为,毕加索在这幅自画像中“为自己的面相重新赋予青春光彩”,因为这幅肖像与艺术家15岁时的一张照片有着奇异的相似之处,观众们可以在本展览入口处看到这张照片。这幅作品与展览第二部分那幅创作于1901年的超出年龄成熟度的《自画像》亦有显著不同。古代艺术的灵感与童年记忆在这幅《自画像》中交叠,预示着1907年艺术家创造力的爆发,他将绘制出革命性的作品:《阿维尼翁的少女》。
《母与子》
巴黎,1907年夏
布面油画
81 x 6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9

与《阿维尼翁的少女》同时期创作的《母与子》,在毕加索当时大量妓女、水手、酒神,以及性爱、死亡、归根返祖的创作主题中显得极为突出。《母与子》这样的单纯主题在毕加索蓝色时期的创作中经常出现,这幅作品的蓝色色调更加强了这个关联性。画中蕴含了大量的宗教暗示与艺术史借鉴,从母亲光环般的发型,到她与圣母玛利亚相类似的蓝色服饰上。其含义非常明显:这是一幅耶稣与圣母的世俗肖像。尽管《母与子》根植于欧洲绘画传统之中,却未曾脱离毕加索该时期受到非洲风格的影响。面孔的笔触源自非洲中部的方族部落面具,以及《阿维尼翁的少女》中的女子形象。西方与非洲风格的碰撞,体现着毕加索试图融合与掌控不同创作灵感的努力。
《〈阿维尼翁的少女〉习作:蹲下的女子头像》
巴黎,1907年6月—7月
纸上水粉画
63 x 4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539

著名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取材于巴塞罗那一家毕加索早年经常光顾的妓院,他曾经将其称之为“我的妓院”。在《阿维尼翁的少女》这幅作品中,毕加索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间里展示了五位妓女。她们看起来咄咄逼人,大胆地盯着观众。这几个女性以截然不同的造型方式出现在画面上,体现了艺术家当时对于女性的复杂看法。正如艺术史家威廉 · 鲁宾的评论,《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图像语言有两种原型:其一为爱神厄洛斯,其二为死神塔纳托斯。画面正中的两个女人体为正面像,她们的身体较为完整,面孔类似伊比利亚风格的雕塑。这些人体体现着毕加索的古典审美。其他女人体则带有非洲面具的风格,分离的躯体具有侵略性与暴力性。这幅习作对应的是最终画作中右下方女子的头像。这一女子形象经常被认为体现了毕加索对女性的恐惧,她扭曲而不对称的面孔或许暗示着当时妓院中普遍流行的梅毒对皮肤的损害。这种恐惧同时也体现在画面中男性形象的缺失。《阿维尼翁的少女》的早期构图原本包括一名水手与医学生,本展区的展示的另一幅《男子头像》即是这个水手形象的习作。
《形体》
巴黎,1908年
橡木雕塑,带有颜料修饰
80.5 x 24 x 20.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38
毕加索在1906年接触到传统的非洲和伊比利亚雕塑之后,创作出一系列被称为“非洲影响时期”的作品,这一题为《形体》的木雕创作于1908年,是该时期的颠峰之作。它由橡木雕刻而成,并以颜料绘制高光,其造型也呼应了毕加索同年以水彩和水粉创作的一幅画稿。这尊裸体像一腿向前,摆着显著的对立平衡站姿,这是西方雕塑的经典站姿。然而,人物举起的手臂却体现了原始图腾的风格,呼应着非洲雕刻的萨满特征。几何化的表面与未经处理的质感不仅传递着跳脱西方古典美学范式的愿望,也体现了艺术家对木头原材质的欣赏。该作品将两种人像雕塑的传统融合在一起,极富动感,同时也体现出他的艺术野心,我们在其中既可以看到多种文化和艺术影响,也可以感受到毕加索独特而叛逆的创作视野。
《树下三人》
巴黎,1907年冬至1908年
布面油画
99 x 99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威廉 · 麦克凯西 · 库伯捐赠,1986. MP1986-2

《树下三人》绘制于一块方形画布之上,这在毕加索的画作中很少见。在这个狂乱的构图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三位女子与树干的剪影。所有的元素都以松散的轮廓与交叉的影线组成。尽管三女子的构图可以追溯至古典艺术中女子野外沐浴或三女神的主题,其模糊的表情却更像是非洲面具。在创作了《阿维尼翁的少女》之后,毕加索经常将感性与情感的元素排除在外,着力展示人体的体量与内在。有限的用色——赭色、橙色、灰色、蓝色——也进一步突显出构图结构,或者说画面的“骨骼”。在《树下三人》中,人物与风景相互融合,大腿变成巨石,头发变成树叶,面孔融入背景。这个技法上的创新源于保罗 · 塞尚,这是毕加索十分仰慕的一位画家。不过毕加索将更进一步,他对于形式探索的剧烈转向,将为立体主义的到来奠定基础。
《弹曼陀林的男子》
巴黎,1911年秋
布面油画
162 x 71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5

《弹曼陀林的男子》是分析立体主义发展至顶峰时期的作品。分析立体主义时期是指从1910年持续至1912年这一段剧烈的艺术发展时期,它最早得名于评论家卡尔 · 爱因斯坦1929年发表的文章《立体主义笔记》。毕加索与乔治 · 布拉克一起发展出这个全新的表现形式。他们两人相识于1907年,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毕加索和布拉克几乎形影不离——用布拉克的话来说,他们“就像被捆在一起的登山者”。每天,他们都会去对方的工作室,从对方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并做出回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布拉克应征加入法国军队,这一合作由此中断,两位画家随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分析立体主义使用的颜色非常有限,包括不同色调的棕色、灰色和黑色。立体主义实践者并不感兴趣探索颜色或纹理,而是热衷于将主题分解成基本的形状和重叠的平面,这些元素很少会“组成”整个图形。《弹曼陀林的男子》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注意到构成主题的密集重叠的三角形和新月形;如果我们不知道标题,将会很难辨认出这幅画的主题。画布底部附近的某些图案让人想起弦乐器上的凸花细工装饰,而圆形线条则让人想起乐器的轮廓曲线和音孔。画作上半部分似乎展现了一位曼陀林演奏者,毕加索通过一系列类似躯干和头部的三角形来传达他的形象。
《圣心大教堂》
巴黎,1909年冬—1910年
布面油画
92.5 x 6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0

雄伟的圣心大教堂的建筑工程从1875年一直持续至1914年。这座圣殿所位于的巴黎蒙马特地区,在二十世纪初,曾有多位著名艺术家在此生活和工作,其中包括莫迪里阿尼、莫奈、雷诺阿、德加、图卢兹- 罗特列克、蒙德里安、梵高和毕加索本人。当毕加索在附近居住时,他经常会看到这座正在建造中的闪闪发光的白色建筑。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世纪之交,蒙马特是巴黎郊区的波希米亚式避风港。在仅仅十多年的时间里,该地区放荡不羁的文化氛围,和高度聚居的前卫艺术家及艺术赞助人一起,孕育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文化。事实上,毕加索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乔治 · 布拉克,并和他一起创造了立体主义。
在这幅画中,粗略的线条构成了穹顶,而它的两个侧翼结构则不太明显。这些元素被描绘于看似朝观众方向翻转过来的平面上,带有立体派构图的特征。当这幅画被收入他1966年在巴黎大皇宫举行的回顾展时,它仍然为艺术家所有。尽管这幅画作看起来尚未完成,但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将其视作一件已完成的艺术作品。
《丑角阿尔列金的头像》
赛雷,1913年
纸上剪纸、拼贴、图钉固定、硬蜡笔与炭笔画
62.7 x 47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77

毕加索最著名的创作主题之一是丑角阿尔列金,一个意大利喜剧中的小丑角色。据说,丑角的能力,如隐形和变形等,是墨丘利赐予的礼物。丑角阿尔列金也出现在潘趣和朱迪木偶戏剧中,是一个在世纪之交的欧洲无处不在的戏剧人物。毕加索无疑在这个时期观看过许多这样的表演,甚至还在巴塞罗那一家名叫“四只猫”的前卫咖啡馆协助过演出。小丑在毕加索的画作中扮演了艺术家的“另一重自我”。丑角顽皮、流动、贪婪的滑稽动作似乎映射了毕加索对戏剧性的爱好、不断自我创新的精神以及他的私生活。
尽管毕加索最著名的丑角作品创作于艺术家的“粉色时期”(这个时期反复出现的丑角形象通常象征着孤独、浪漫的艺术家形象),不过这个形象将会在他的立体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期再次出现。《丑角阿尔列金的头像》主要由炭笔画成的方形和楔形组成。这是一件过渡阶段的作品,既展现了分析立体主义单调的色彩,同时也融合了综合立体主义更为简洁的构图和拼贴元素。这里画作稀疏的线条和米色纸张所带来的单调感,被粘贴和以图钉固定于构图中心的白纸剪影所弥补。这片白纸也构成了丑角的面部——传统上,丑角的脸在表演时会被涂成白色。两条交叉线组成的小胡子像钟表的指针一样从丑角口中伸出,与矩形的脸相并置。
《持烟斗的男子》
巴黎,1914年春
布面油彩与印花布料拼贴画
138 x 66.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9

创作于1914年的《持烟斗的男子》,体现了毕加索从分析立体主义盛期向综合立体主义的转变。综合立体主义与色彩极为有限的分析立体主义不同,其使用的颜色更明亮、形状更简单的,线条也更为纤细。图形变得不那么抽象,而且往往更容易辨认。观看这幅画作时,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画中人物的四肢和身体,以及他右手所持的烟斗。毕加索还在这幅作品中运用了拼贴技术,也就是将各种材料粘合到纸张、画布或纸板上。毕加索和乔治 · 布拉克一起发展了拼贴画,起先是布拉克将沙子、锯屑和铁质填料等物体融入到绘画之中。毕加索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想法,将剪报、烟草盒、织物和金属运用到作品之中。拼贴不仅仅关乎图像的复制;更是直接将材料与它们自身的形式属性和关联性结合起来。它意味着与现实更紧密的联系,同时激活了更广的意义网络。

拼贴和综合立体主义几乎在同一时期诞生,这并非偶然:毕加索在画布上一件接一件叠放现成物品,以更简单的形状、独特的色彩和清晰的轮廓构图。这幅作品的背景被漆成蓝绿色,但男子身体的大部分都是由织物构成的,其中最显著的是他的花格衬衫。这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纹理,使其区别于分析立体主义的单色构图,并预示了后期混合材质作品的出现。除此之外,它还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描绘世界的新方式。
《小提琴》
巴黎,1915年
经切割和弯曲的彩绘金属板、铁丝
100 x 63.7 x 1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55

尽管毕加索主要以画家身份闻名,但他也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雕塑家。他并未接受过雕塑方面的专业训练,也不太愿意出售自己的雕塑作品,这意味着观看它们的观众更少,得到的宣传也更少。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他于1909到1910年间创作的《女子头像》是第一件立体主义雕塑。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件年代稍晚的作品。毕加索在综合立体主义时期采用了类似拼贴的表现方法,他在这里将现成品的运用延伸到三维空间。《小提琴》创作于1915年,有一米高。它由切割金属板制成,但是零件以电线连接,并且覆上了彩绘,所以材质本身并不明显。金属构件的体积和涂漆平面的空间结构之间似乎形成了对比。应该位于前景中的部分被后移,而那些远离视图的部分更为突出。小提琴上的两个音孔不是由凹陷的金属构成,而是选用了长方形盒子,这与现实世界中的音孔构成恰恰相反。同样,黑色油漆通常用于表示阴影,但在这里与自然光线的呈现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件小提琴与画作《小提琴与乐谱》里的那件小提琴非常相似,这幅画同样在这个展览章节之中展出。画作中的小提琴主体是蓝色的,与棕色背景形成并置。雕塑作品中小提琴盒子状、金字塔般的外形,也可以追溯到这幅画作的影响。这种在雕塑结构中结合图形和空间的造型方法,让毕加索创作出独特而精巧的综合体,这也是艺术家这一时期作品的标志性特征。
《乡村舞蹈》
巴黎,1922年
布面固定色粉与油彩画
139.5 x 85.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73

法国诗人让・科尔托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化氛围描述为“对秩序的呼唤”——经历战争的冲击和破坏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和渴望稳定。对毕加索而言,这也是他在经济和婚姻上相对稳定的时期。他的作品卖得很好,并且刚与芭蕾舞演员奥尔加・科克洛娃结婚。这段时期,许多先锋艺术家又重拾了古典写实主义的画风。毕加索也不例外,他此阶段的作品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时期。他的艺术语言呈现出沉重感和雕塑感的特征。尽管这有别于立体主义扁平而抽象的画面,但人物参差不齐的体量感还是体现了大洋洲艺术对毕加索的启发。在1922年完成的《乡村舞蹈》中,我们可以看到雷诺阿晚期创作的健壮女性形象对毕加索的影响。柔和的色调让人想起雷诺阿所偏爱的朦胧笔触和混合色彩。雷诺阿也采用这样的风格创作一些较为私密的作品。在另一件展出的作品《习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对这位跳舞女子的侧面描绘。她有一个高高的古罗马式的鼻子,尽管她和伴侣的服装都很现代。为了呼应标题中乡村的朴实风格,两位舞者被描绘得异常壮硕,他们的姿势笨拙,衣服也不合身,尽管如此,依然散发着一种奇特的魅力。
《恋人》
巴黎,1919年
布面油画
185 x 14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62
《恋人》是立体派后期,也就是被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时期的代表作。与早期分析立体主义中尖锐、严厉、紧密连接的平面和角度有所不同,这个时期的作品色彩更为明亮大胆,对主题的表现也没有那么抽象。然而,两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有着相同的基本原理,毕加索都试图将物体从多个视角分裂成二维平面。正如标题所示,《恋人》描绘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毛绒沙发前拥抱的场景。他们的四肢和身体部位呈倾斜的角度排列。穿着燕尾服的男人从后面抱住女人,女人则穿着正装。他们似乎正在跳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画布右上角潦草地写着“马奈”的字样。暗示了毕加索对这位年长的印象派之父的仰慕之情以及精神上的竞争心理。几年之后,毕加索在看到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后,写道“我(告诉)我自己痛苦在前方。” 1959年,毕加索还根据马奈的这幅作品创作了几幅自己的版本。
《静物:罐子与苹果》
1919年
布面油画
65 x 43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64

《静物:罐子与苹果》创作于1919年,但是直到毕加索1973年去世之后这幅作品才被发现。作品的构图相对简单:四只苹果,一个水罐和一个盘子。这些物品看似随意的摆放方式与它们对称的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对苹果被对称地放置在水罐的两侧和上方,罐子则好似纪念碑一般地竖立在画面中央。艺术家对灰白色和棕色的运用,以及其低调而古典的构图让人想起了古罗马壁画。在开始创作这幅作品前不久,毕加索在1917年去了一趟意大利,参观了罗马等地,并可能参观了庞贝古城。艺术家从这两座城市保存的古典艺术中汲取了灵感。尽管如此,毕加索的这幅作品不仅仅是向古典形式和色彩的致敬,他也将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风格融入其中,例如塞尚静物画的影响以及他个人早期的立体主义实践。
《烟斗、杯子和扑克牌》
1918年
布面油画
38 x 46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58
立体主义的出现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愤怒,他们指责立体主义与现实的脱节。然而,正如《烟斗、杯子和扑克牌》这张作品所呈现的,立体主义始终将日常物品置于画面的焦点之下。用艺术家罗兰 · 彭罗斯(Roland Penrose)的话来说,毕加索和布拉克“(他们构图)的中心特征是平面的后退,支撑其的是简洁画就的倾斜平行线和曲线,通过这个方式将它们的重要性最大化”。与同一时期的其他立体主义作品一样,《烟斗、杯子和扑克牌》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置于画面中心的是一张扑克牌,牌面上装饰着交错的线条和梅花图案。扑克牌看起来似乎正从画布表面升起。相比之下,旁边的烟斗与杯子,在扁平的单色调中显得更加抽象。为了进一步强调作品标题中这三个物体的居中性,毕加索在周围画了一个同心的矩形。以别具一格的方式,将写实效果与高度抽象和图像化的形象相互融合,这是毕加索这一时期创作的标志性特点,这同时也是他在风格上最为多元和异质化的时期。
《〈三角帽〉装饰习作:最终版装饰模型》
1920年
布面油画
纸上印模画,根据毕加索1919年绘制的装饰与服饰设计稿复制,20.5 x 27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576 (1)

尽管毕加索在芭蕾与戏剧领域的创作没有那么为公众所熟知,但这是他艺术生涯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从1917年到1962年间,毕加索受委托,总共为九场芭蕾舞剧设计了服装与布景。毕加索传记的作者约翰 · 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曾经将《三角帽》这部作品称作艺术家在戏剧领域的最高成就。这部芭蕾舞剧讲述了一名地方法官试图勾引磨坊主忠诚的妻子的故事。1917年,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创始人佳吉列夫委托毕加索为这部剧设计舞台装饰、服装与巨型幕布,该剧目于1919年在伦敦的阿尔罕布拉剧院首次演出。毕加索对于西班牙文化的理解,为该剧的西班牙场景与主题做出了补充。将西班牙元素融入芭蕾舞语言之中,本身就是《三角帽》这个剧目的创新。1919年,毕加索为其设计了所有的装饰布景.这幅装饰习作是1920年根据艺术家原稿制作的印模画。画作中呈现了剧本设定的故事发生地——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景观,这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地区,以其拱形的摩尔式建筑、多山的地形和斗牛文化而闻名。
《阅读》
波格鲁,1932年1月2日
布面油画
130 x 97.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37

《阅读》出自毕加索1932年为玛丽- 特瑞斯・瓦尔代尔创作的一系列标志性肖像画,这是一幅继承了欧洲现代主义绘画中爱情、性和欲望主题的代表作。传记作家约翰 · 理查森(John Richardson)将1932年称为毕加索的“奇迹年”,这一年,毕加索不但出版了自己大型编制画册的首卷,6月还在巴黎的乔治・佩蒂特画廊举办了首个回顾展。五十岁的毕加索为了准备这场展览,在年初接连快速创作了十八幅作品,其中包括几幅以他的情人玛丽- 特瑞斯・瓦尔代尔为模特创作的风格类似的肖像画。画中的沃尔特被塑造成一位有着淡紫色肌肤,略显慵懒的圣母形象,她的脸分成两半,一缕头发优雅地垂在半边脸的一侧。此时,艺术家与妻子奥尔加的关系越发紧张,创作这些充满情欲色彩的沃尔特的肖像画成为了艺术家感情的宣泄口。沃尔特此前在毕加索笔下都是以象征性的静物或隐晦的肖像出现,如本次展览中的作品《扔石头的女人》。然而只有在毕加索专门为情人定制的绘画语言中,沃尔特的古典美才得到彻底展现。艺术家将鲜亮的互补色、充满情欲暗示的物体与姿态共同汇入他对形式的解构中。
《头顶瓮罐的女人》
1935年
水泥与木质底座、彩绘木料、现成品、钉子
60 x 14 x 18.4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15

1930年6月,毕加索购买了位于法国西北部的波格鲁城堡,将宽敞的谷仓改造为自己的第一间雕塑工作室。与他同时期创作的其他风格上更为威严和古典的半身像相比,这是一件小巧玲珑而且充满趣味的雕塑作品。这和作品本身特殊的创作目的有关,毕加索打算为1935年9月5日出生的女儿玛雅制作一个精致木偶。作品丰富的色彩以及装饰性的图案看上去好似霍皮人的卡其那娃娃,以及传统的欧洲木娃娃。毕加索热衷于将工作室的废料变废为宝,这点从由各种日用材料组成的《头顶瓮罐的女人》中可见一斑。之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带来的物质匮乏,毕加索再次展现出变废为宝的能力,开始用废料进行艺术创作。50年代的时候,毕加索为自己最小的女儿帕洛玛也创作了类似的娃娃作品。
《扔石头的女人》
巴黎,1931年3月8日
布面油画
130.5 x 195.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33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毕加索与首位妻子芭蕾舞演员奥尔加 · 科克洛瓦的婚姻出现裂痕,两人关系的恶化导致毕加索以绘画作为发泄,将妻子描绘成尖嘴猴腮的螳螂或凶残的怪物,与此同时,另一位情人和“灵感缪斯”走进了他的生活。1927年1月8日,毕加索在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门前遇见当时年仅17岁的玛丽- 特瑞斯・瓦尔代尔,毕加索立刻为她的希腊式古典美貌而倾倒,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瓦尔代尔成为了艺术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在1931年底之前,不但公众,甚至连毕加索的亲朋密友都几乎不知道瓦尔代尔的存在,所以毕加索在早期的肖像画中通过各种变形或特殊形象来隐藏自己的“缪斯”。在《扔石头的女人》中,热爱游泳的瓦尔代尔在毕加索的笔下看起来像一个无固定形状的物体,又像是在一位光秃秃的海滩上玩耍的海员。尽管从未明确涉足超现实主义运动,但从1927年开始,毕加索开始在他的立体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肖像画中融入超现实主义元素。这个造型语言同样影响到了他对主题的选择以及整体的创作方式。我们在这个展区的其他作品中可以看到,毕加索在随后的创作中,将采用崭新而且专属的绘画语言直接为瓦尔代尔作画。
《年轻的画家》
穆然,1972年4月14日
布面油画
91 x 72.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28

作为毕加索去世前一年创作的作品,《年轻的画家》既是艺术家晚年所创作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亦是一件反常之作。与同时期大多以华丽的火枪手为主题的作品不同,毕加索选择在空白画布上,以松散的笔触,简单的色调,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头戴草帽,手拿画笔和调色板的年轻画家。这件作品虽然在形象选择上特立独行,但依然没有脱离毕加索晚年作品中一贯暗含的线索:向其所敬仰的艺术大师致敬。正如斗牛系列作品受到了委拉斯凯兹和马奈的影响,《年轻画家》中的草帽是对梵高和雷诺阿等在其艺术风格形成时期所敬仰的艺术大师的致敬。1973年5月,在毕加索过世后于阿维尼翁教皇宫举办的展览中,这件作品被放在显著的位置展示。这是毕加索在世时参与筹备的最后一场展览,展出了其1970至1972年间创作的作品。这幅作品1983年亦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首次毕加索展览中展出。毕加索在这里以轻描淡写的笔触刻画了一位年轻的画家, 他抬起手正要往看不到的画布上落下第一笔,这也象征着毕加索对自己80年艺术生涯的感伤回顾。
《吻》
穆然,1969年10月26日
布面油画
97 x 13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20

1969年10月至12月创作于法国穆然市的《吻》,是艺术家以恋人激情相拥为主题创作的系列作品之一。毕加索在此之前亦曾创作过同主题的作品。不过与早期作品中所展现的简单纯真不同,1969年的《吻》对主题的呈现更为直接和充满激情。毕加索于1969年10月26日,也就是自己8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开始创作《吻》,我们几乎可以将这件作品看作是他对自我存在的一种冥想。毕加索将面对死亡与身体机能衰退的的感受,转化为男女缠绵情景的狂野描绘。为了应对日渐衰老的沮丧感,艺术家在晚期作品中为自己创作了一系列的化身,例如充满男子气概的火枪手,或者叼着烟斗与女性浪漫邂逅的军官。在《吻》中,毕加索以他的老朋友——画家亨利 · 卢梭和他妻子约瑟芬的形象代表自己和妻子杰奎琳 · 洛可。毕加索本人收藏了卢梭的《艺术家与灯自画像》以及《艺术家的第二任妻子肖像》,这两幅肖像的构图被结合到《吻》之中,展现了“毕加索”式的艺术致敬。与此同时,整个作品弥漫着独属于毕加索的庄严与悲悯之情。

古典雕塑石膏像写生习作

拉科鲁尼亚,1893-1894年
纸上炭笔和黑色铅笔画
49 x 31.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405

《古典雕塑石膏像写生习作》是本次展览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作品,完成时毕加索只有13岁。这件写实素描的参照物是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所创作的一件躯干雕塑——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该雕塑的石膏复制品陈列在毕加索当时就读的拉科鲁尼亚美术学院中。这并不是毕加索第一次绘制这个题材的素描。他九岁时绘制的第一批画作,就包括一幅对着家中的赫拉克勒斯雕像所绘制的素描。毕加索曾指出,他花了四年时间才学会如何像拉斐尔那样画画,而这幅作品正是艺术家才华早现的证据。毕加索以碳笔画出了微妙的光影效果,反应了他对欧洲学院绘画技法的精准掌握。他将会很快以古典绘画技法为基础,开始现代主义的探索和实验。

戴帽子的男人

《戴帽子的男人》
拉科鲁尼亚,1895年初
布面油画
72.5 x 5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

这是毕加索在拉科鲁尼亚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完成的为数不多的几幅油画作品之一,他的父亲当时是那里的一名绘画老师。尽管年纪轻轻,毕加索已经被认定为绘画天才。传说他的父亲曾让13岁的毕加索为自己的一幅作品做最后的润色,当他看到毕加索的成果后便默默放下了手中的调色盘和颜料,预示着儿子的技艺已经超过了父亲。1895年,毕加索和家人搬到了巴塞罗那,随后他以14岁的年龄通过了当地著名的隆哈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他在24小时内就提交了考核作品,而其他年龄大得多的学生通常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完成。

大约在这个时候,毕加索开始对着真人模特进行写生练习。《戴帽子的男人》第一次在拉科鲁尼亚展出时,现场观众一眼便认出了画中人物是一位当地出名的乞丐。毕加索一生都保留着这幅画,作为他早期训练的珍贵纪念,这不仅仅是欧洲传统绘画的训练,更是西班牙绘画风格的训练,而且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学院。从这幅画中,你可以看到毕加索从其他西班牙艺术家身上所汲取的灵感,尤其是委拉斯开兹和戈雅。

《斗牛》

《斗牛》
拉科鲁尼亚,1894年9月2日
纸上石墨铅笔素描、羽管笔和墨水画
12.6 x 19.3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401 (r)

当毕加索还是一个在拉科鲁尼亚美术学院学习的少年时,他的艺术才华就已经超越了绘画和美术领域的局限。他对西班牙加利西亚省的日常生活有着敏锐且幽默的观察力,这些风俗场景唤起了隐藏在他不断精进的绘画技巧之下的创作智慧。毕加索是一个热衷于记录日常生活的人,他经常把自己创作的插图和类似于新闻报道的文字,编辑成杂志之后,寄给住在马拉加的家人。

许多学者如今认为,毕加索在拉科鲁尼亚学习期间涉猎的许多主题,将会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反复探讨和出现。斗牛是他最喜欢的主题之一。对艺术家而言,公牛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另一个艺术化的自我。斗牛也是激情、暴力和性的模糊象征,这种致命的戏剧性,同时也是毕加索眼中最具代表性的西班牙气质。这个动物将会在艺术家反法西斯的杰作《格尔尼卡》等重要作品中反复出现。它或者也会以人身牛头怪的形式出现,观众们在接下来的展览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半人半牛的形象,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个形象亦代表着另一个妖魔化的自我。

《砍头者》

《砍头者》
巴塞罗那,1901年春
纸上中国水墨、墨染和水粉画
50.2 x 32.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431 (r)

从这个展区的多幅纸本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除了创作油画之外,还酷爱绘制插画与各种草图。当年少的毕加索还住在西班牙外省的时候,就绘制了一系列报纸杂志。之后,他和朋友弗朗西斯科 · 德阿西斯 · 索勒在马德里共同创立了一本名为《青年艺术》的期刊。索勒担任文学编辑,毕加索则担任艺术编辑。第一期发表于1901年3月10日,总共发表了五期,尽管昙花一现,这份期刊登载了大量毕加索的插画,其中很多作品都出自他1900年底巴黎之行的素描本。

这幅画作展现了一个斩首之后的骇人场景。砍头者站在一群看客前面,背对着观众,同时扭过头望向那颗断了气的头颅。毕加索以黑色墨水勾勒出人物,然后以砂红色的墨水凸显画面的血腥氛围以及围观人群的狰狞表情。砍头者与围观者被置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艺术家以这样的构图方式委婉地控诉暴力行径以及人们对其的沉迷。

《帕拉利罗咖啡音乐厅》

《帕拉利罗咖啡音乐厅》
巴塞罗那,约1900年
木板油画
36 x 4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法国政府购买,交付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2009. MP2008-2

毕加索结束美术学院的学习之后,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居住了一段时间,这也是塑造他最初个人艺术风格的重要时期。这幅作品创作于1900年,描绘了巴塞罗那的帕拉利罗大道上一间音乐厅的景象。毕加索一直有着用绘画和速写记录周围生活场景的习惯。不过在这幅绘画中,他运用的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风格,而不是他早年所学习的古典主义风格。而且画面中咖啡馆的艳丽色调以及松散的笔触,都让能让人联想到法国艺术家图卢兹- 罗特列克的作品的影响。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前卫艺术圈子很活跃,这里的艺术氛围紧跟着巴黎的步伐。狂热的年轻艺术家会在这样的咖啡厅里讨论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当然也包括最新的艺术趋势。然而,什么都不能代替亲自去往现场感受原作的体验,于是在1900年秋天,也是他19岁生日的前几天,毕加索与友人卡洛斯 · 卡萨吉玛斯一起启程前往巴黎。他们居住在靠近巴黎北郊的蒙马特地区,这里是整个城市的波西米亚据点。毕加索也因此第一次看到了德加、梵高以及高更等大师的原作。

《坐着的女人》

《坐着的女人》
巴塞罗那,1902年
生土雕塑
14.5 x 8.5 x 11.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30

《坐着的女人》是毕加索创作的第一件雕塑作品,这尊不到15厘米高的塑像,是他在巴塞罗那的一位雕塑家朋友艾米丽 · 方本纳的工作室里用生土制作而成。学习绘画出身的毕加索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雕塑教育,而是通过经常来往的雕塑家朋友,学习到了雕塑造型的基本方法。毕加索似乎没有为这件作品绘制任何草图或习作,不过“坐着的女人”是一个经常出现在他绘画中的主题,他在这里可以说是第一次将这个主题付诸立体实践。这尊小巧的塑像看起来有点像装饰圣诞节马槽的小泥人,尽管造型简略,依然充满着表现力,女子的神情与姿态流露出淡淡的哀伤,与蓝色时期绘画人物的特点相呼应。

《赛乐丝汀娜(患眼翳症的妇人)》

《赛乐丝汀娜(患眼翳症的妇人)》
巴塞罗那,1904年3月
布面油画
74.5 x 58.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弗莱德里克 · 罗斯捐赠,1989. MP1989-5

《赛乐丝汀娜》创作于蓝色时期尾声,无论从创作手法还是表现风格上,这幅肖像都与我们之前看到的《自画像》有很多共同点。老妇人身着深蓝色披风,独自站在纯蓝色的背景前,除了脸颊上的一丝红晕,整个画面都沉浸在阴郁的蓝色调之中。画中人物的目光同样牵动着观众的注意力。老妇人的右眼蒙着一层白斑,似乎已经失明,画面的蓝色调更强化了这只泛白的眼睛的突兀之处;她的目光没有朝向观众,而是镇定地望向画面的另一侧。“失明”的意象多次出现在蓝色时期的作品中,毕加索不仅以此传达他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同情,同时也是一个与内心视野和创造力相关联的隐喻。通过毕加索留在画布框上的笔迹,我们得以了解画中模特的身份,她的名字是卡尔洛塔 · 瓦勒迪维娅(Carlotta Valdivia),巴塞罗那一家妓院的经营者。这件作品的名称则出自同名的西班牙文学经典中的人物,书中的赛乐丝汀娜同样也是一位经营着妓院的老妇人。这部创作于1499年的长篇小说在西班牙的知名度仅次于《唐吉柯德》,毕加索应该从小就熟知里面的故事,这也体现了西班牙传统对他创作的持续影响。

《朴素的一餐》

《朴素的一餐》
巴黎,1904年9月
蚀刻与刮刀加工锌版画,德拉特印制
61.6 x 44.3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889

1904年9月,这时毕加索刚搬到巴黎不久,在蒙马特租下了狭小的“洗衣船”工作室,生活极为拮据。为了节省成本,他选择在一块已经使用过的铅版上制作自己的版画。这其实是毕加索第二次尝试制作版画,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版画学习,而是在朋友里卡多・卡纳尔斯的协助之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版画杰作。作品刻画了一对在咖啡馆里用餐的男女,这类型的题材在当时颇为流行。自19世纪下半叶起,咖啡馆场景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创作之中,尤其是巴黎的咖啡馆,已经成为了展现现代生活的标志性题材。毕加索还在画面中融入了自己更为熟悉的元素——这对男女与他蓝色时期绘画中的人物造型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盲人的一餐》与《熨衣服的女人》。与此同时,他也在作品中展现了自己对雕版技术的熟练掌握,利落的线条和自然的阴影为画面带来了雕塑般的效果。毕加索将颜色运用所带来的表现力,转移到版画线条之中,展现了他在不同的材质之间自如发挥个人艺术语言的禀赋。

《疯子》

《疯子》
巴黎,1905年
青铜雕塑,为艺术品商人安伯斯 · 佛拉铸造的版本
41.5 x 37 x 22.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31

这件创作于1905年的雕塑作品,刻画了一个生动的小丑形象。毕加索在创作这件作品前的几天,刚和诗人马克斯 · 雅各布一起去美达拉诺马戏团观看演出,小丑的脸据说也是根据诗人形象塑造的。在这家位于蒙马特的马戏团里,经常能看到毕加索的身影,据当时他的女友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回忆:“他可以在那里和小丑演员们聊上一整晚,对他们既带着崇敬也有同情之心”。这个时期的毕加索对于这些街头艺人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是一个充满了面具、表演和装饰,同时被边缘化的世界。他的绘画中开始大量出现这些艺人的形象,调色盘也逐渐丰富起来,成为了粉色时期的标志性特点,并且渗透到了同时期的雕塑创作之中。作品中的小丑带着调皮的微笑,戴着一顶极具几何造型感的帽子。他的面部肌理生动连贯,仿佛刚刚被毕加索的手捏造成形,由此带来了丰富的光影效果,体现了毕加索日趋精湛的雕塑技艺。

《兄弟俩》

《兄弟俩》
戈索尔,1906年夏
纸板水粉画
80 x 59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7

1906年5月到8月间,毕加索来到戈索尔短住,这个偏远的村庄位于加泰罗尼亚北部,只有骑着驴才能到达。地中海的明媚阳光让毕加索的创作灵感迸发,他为当地年轻人、农家女孩以及费尔南德 · 奥利维耶绘制了多幅肖像。《兄弟俩》是粉色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尽管不是以该时期常见的杂耍艺人为主题,依然延续了他对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兄弟俩带着沮丧的面容,站在一片贫瘠的背景之前,整个画面散发着忧郁的气息,和粉色时期早期的描绘流浪马戏团艺人的画作相类似。画中年长的哥哥摆出对立平衡的站姿,体现了古典传统的影响,我们在艺术家这个时期的其他画作里也能看到相类似的特点。古典的根基贯穿了毕加索的艺术生涯,在他1910年代下半叶开始形成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更能体现这一点。弟弟修长的身体线条则明显受到安格尔风格的影响,毕加索在1905年的秋季沙龙看到了安格尔创作于1862年的名作《土耳其浴室》。观众们在这个展区里的另一幅作品《〈后宫〉习作:梳妆女子》中可以更为直接地感受到安格尔的影响。

《女子半身像(费尔南德)》

《女子半身像(费尔南德)》
戈索尔,1906年夏
黄杨木雕,带有红色颜料痕迹和黑色颜料线条
77 x 17 x 16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33

1906年5月,戈索尔——这个位于法国与加泰罗尼亚边境,比利牛斯山脉上的小村庄,迎来了两位访客: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奥利维耶。这里只有300多位居民,现代社会的变革似乎与他们无关。毕加索在戈索尔停留的几个星期间,过上了极为朴素的乡村生活,他的创作力旺盛,期间创作了三百多件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绘画作品,同时他也开始尝试创作木雕。在当时,已经很少有艺术家使用木头这么传统而古老的材料来制作雕塑,这体现了毕加索希望在艺术创作上“回归本源”的探索。凭借手头仅有的简陋工具,毕加索雕凿出自己的第一件木雕作品《女子半身像》。雕塑保留了黄杨木的原材质效果,下半部分几乎呈方形,我们能依稀地辨认出手臂,以及隆起的胸部与臀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脸部经过了刻刀的精心雕凿,她的发型应该是以费尔南德为模板雕刻的,五官的风格则明显受到中世纪木雕《戈索尔圣母子像》的启发。

《自画像》

《自画像》
巴黎, 1906年秋
布面油画
65 x 54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8

《自画像》是毕加索为创作《拿着调色盘的自画像》准备的系列草稿之一。这幅《自画像》继承了粉色时期的肉粉色调与柔和氛围。然而与之前的作品相比,画中人僵硬而不自然的表情令人联想到古希腊的青年男子雕像。这一转变预示着毕加索创作的全新阶段——立体主义成型期或原始主义时期——的到来。尽管这幅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艺术家的外貌与个性,其抽象的特征更接近于毕加索当时着迷的波利尼西亚与伊比利亚风格,尤其是其粗大的脖颈、被放大的耳朵与眼睛、几何形状的鼻子与面具般的面孔。再加上以颜料厚涂出砂岩般色泽的身躯,整个人物形象不由得令人联想到一面插在基座上的古代面具。艺术史家柯尔克 · 凡内德认为,毕加索在这幅自画像中“为自己的面相重新赋予青春光彩”,因为这幅肖像与艺术家15岁时的一张照片有着奇异的相似之处,观众们可以在本展览入口处看到这张照片。这幅作品与展览第二部分那幅创作于1901年的超出年龄成熟度的《自画像》亦有显著不同。古代艺术的灵感与童年记忆在这幅《自画像》中交叠,预示着1907年艺术家创造力的爆发,他将绘制出革命性的作品:《阿维尼翁的少女》。

《母与子》

《母与子》
巴黎,1907年夏
布面油画
81 x 6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9

与《阿维尼翁的少女》同时期创作的《母与子》,在毕加索当时大量妓女、水手、酒神,以及性爱、死亡、归根返祖的创作主题中显得极为突出。《母与子》这样的单纯主题在毕加索蓝色时期的创作中经常出现,这幅作品的蓝色色调更加强了这个关联性。画中蕴含了大量的宗教暗示与艺术史借鉴,从母亲光环般的发型,到她与圣母玛利亚相类似的蓝色服饰上。其含义非常明显:这是一幅耶稣与圣母的世俗肖像。尽管《母与子》根植于欧洲绘画传统之中,却未曾脱离毕加索该时期受到非洲风格的影响。面孔的笔触源自非洲中部的方族部落面具,以及《阿维尼翁的少女》中的女子形象。西方与非洲风格的碰撞,体现着毕加索试图融合与掌控不同创作灵感的努力。

《〈阿维尼翁的少女〉习作:蹲下的女子头像》

《〈阿维尼翁的少女〉习作:蹲下的女子头像》
巴黎,1907年6月—7月
纸上水粉画
63 x 4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539

著名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取材于巴塞罗那一家毕加索早年经常光顾的妓院,他曾经将其称之为“我的妓院”。在《阿维尼翁的少女》这幅作品中,毕加索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间里展示了五位妓女。她们看起来咄咄逼人,大胆地盯着观众。这几个女性以截然不同的造型方式出现在画面上,体现了艺术家当时对于女性的复杂看法。正如艺术史家威廉 · 鲁宾的评论,《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图像语言有两种原型:其一为爱神厄洛斯,其二为死神塔纳托斯。画面正中的两个女人体为正面像,她们的身体较为完整,面孔类似伊比利亚风格的雕塑。这些人体体现着毕加索的古典审美。其他女人体则带有非洲面具的风格,分离的躯体具有侵略性与暴力性。这幅习作对应的是最终画作中右下方女子的头像。这一女子形象经常被认为体现了毕加索对女性的恐惧,她扭曲而不对称的面孔或许暗示着当时妓院中普遍流行的梅毒对皮肤的损害。这种恐惧同时也体现在画面中男性形象的缺失。《阿维尼翁的少女》的早期构图原本包括一名水手与医学生,本展区的展示的另一幅《男子头像》即是这个水手形象的习作。

《形体》

《形体》
巴黎,1908年
橡木雕塑,带有颜料修饰
80.5 x 24 x 20.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38
毕加索在1906年接触到传统的非洲和伊比利亚雕塑之后,创作出一系列被称为“非洲影响时期”的作品,这一题为《形体》的木雕创作于1908年,是该时期的颠峰之作。它由橡木雕刻而成,并以颜料绘制高光,其造型也呼应了毕加索同年以水彩和水粉创作的一幅画稿。这尊裸体像一腿向前,摆着显著的对立平衡站姿,这是西方雕塑的经典站姿。然而,人物举起的手臂却体现了原始图腾的风格,呼应着非洲雕刻的萨满特征。几何化的表面与未经处理的质感不仅传递着跳脱西方古典美学范式的愿望,也体现了艺术家对木头原材质的欣赏。该作品将两种人像雕塑的传统融合在一起,极富动感,同时也体现出他的艺术野心,我们在其中既可以看到多种文化和艺术影响,也可以感受到毕加索独特而叛逆的创作视野。

《树下三人》

《树下三人》
巴黎,1907年冬至1908年
布面油画
99 x 99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威廉 · 麦克凯西 · 库伯捐赠,1986. MP1986-2

《树下三人》绘制于一块方形画布之上,这在毕加索的画作中很少见。在这个狂乱的构图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三位女子与树干的剪影。所有的元素都以松散的轮廓与交叉的影线组成。尽管三女子的构图可以追溯至古典艺术中女子野外沐浴或三女神的主题,其模糊的表情却更像是非洲面具。在创作了《阿维尼翁的少女》之后,毕加索经常将感性与情感的元素排除在外,着力展示人体的体量与内在。有限的用色——赭色、橙色、灰色、蓝色——也进一步突显出构图结构,或者说画面的“骨骼”。在《树下三人》中,人物与风景相互融合,大腿变成巨石,头发变成树叶,面孔融入背景。这个技法上的创新源于保罗 · 塞尚,这是毕加索十分仰慕的一位画家。不过毕加索将更进一步,他对于形式探索的剧烈转向,将为立体主义的到来奠定基础。

《弹曼陀林的男子》

《弹曼陀林的男子》
巴黎,1911年秋
布面油画
162 x 71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5

《弹曼陀林的男子》是分析立体主义发展至顶峰时期的作品。分析立体主义时期是指从1910年持续至1912年这一段剧烈的艺术发展时期,它最早得名于评论家卡尔 · 爱因斯坦1929年发表的文章《立体主义笔记》。毕加索与乔治 · 布拉克一起发展出这个全新的表现形式。他们两人相识于1907年,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毕加索和布拉克几乎形影不离——用布拉克的话来说,他们“就像被捆在一起的登山者”。每天,他们都会去对方的工作室,从对方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并做出回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布拉克应征加入法国军队,这一合作由此中断,两位画家随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分析立体主义使用的颜色非常有限,包括不同色调的棕色、灰色和黑色。立体主义实践者并不感兴趣探索颜色或纹理,而是热衷于将主题分解成基本的形状和重叠的平面,这些元素很少会“组成”整个图形。《弹曼陀林的男子》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注意到构成主题的密集重叠的三角形和新月形;如果我们不知道标题,将会很难辨认出这幅画的主题。画布底部附近的某些图案让人想起弦乐器上的凸花细工装饰,而圆形线条则让人想起乐器的轮廓曲线和音孔。画作上半部分似乎展现了一位曼陀林演奏者,毕加索通过一系列类似躯干和头部的三角形来传达他的形象。

《圣心大教堂》

《圣心大教堂》
巴黎,1909年冬—1910年
布面油画
92.5 x 6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0

雄伟的圣心大教堂的建筑工程从1875年一直持续至1914年。这座圣殿所位于的巴黎蒙马特地区,在二十世纪初,曾有多位著名艺术家在此生活和工作,其中包括莫迪里阿尼、莫奈、雷诺阿、德加、图卢兹- 罗特列克、蒙德里安、梵高和毕加索本人。当毕加索在附近居住时,他经常会看到这座正在建造中的闪闪发光的白色建筑。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世纪之交,蒙马特是巴黎郊区的波希米亚式避风港。在仅仅十多年的时间里,该地区放荡不羁的文化氛围,和高度聚居的前卫艺术家及艺术赞助人一起,孕育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文化。事实上,毕加索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乔治 · 布拉克,并和他一起创造了立体主义。
在这幅画中,粗略的线条构成了穹顶,而它的两个侧翼结构则不太明显。这些元素被描绘于看似朝观众方向翻转过来的平面上,带有立体派构图的特征。当这幅画被收入他1966年在巴黎大皇宫举行的回顾展时,它仍然为艺术家所有。尽管这幅画作看起来尚未完成,但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将其视作一件已完成的艺术作品。

《丑角阿尔列金的头像》

《丑角阿尔列金的头像》
赛雷,1913年
纸上剪纸、拼贴、图钉固定、硬蜡笔与炭笔画
62.7 x 47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77

毕加索最著名的创作主题之一是丑角阿尔列金,一个意大利喜剧中的小丑角色。据说,丑角的能力,如隐形和变形等,是墨丘利赐予的礼物。丑角阿尔列金也出现在潘趣和朱迪木偶戏剧中,是一个在世纪之交的欧洲无处不在的戏剧人物。毕加索无疑在这个时期观看过许多这样的表演,甚至还在巴塞罗那一家名叫“四只猫”的前卫咖啡馆协助过演出。小丑在毕加索的画作中扮演了艺术家的“另一重自我”。丑角顽皮、流动、贪婪的滑稽动作似乎映射了毕加索对戏剧性的爱好、不断自我创新的精神以及他的私生活。
尽管毕加索最著名的丑角作品创作于艺术家的“粉色时期”(这个时期反复出现的丑角形象通常象征着孤独、浪漫的艺术家形象),不过这个形象将会在他的立体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期再次出现。《丑角阿尔列金的头像》主要由炭笔画成的方形和楔形组成。这是一件过渡阶段的作品,既展现了分析立体主义单调的色彩,同时也融合了综合立体主义更为简洁的构图和拼贴元素。这里画作稀疏的线条和米色纸张所带来的单调感,被粘贴和以图钉固定于构图中心的白纸剪影所弥补。这片白纸也构成了丑角的面部——传统上,丑角的脸在表演时会被涂成白色。两条交叉线组成的小胡子像钟表的指针一样从丑角口中伸出,与矩形的脸相并置。

《持烟斗的男子》

《持烟斗的男子》
巴黎,1914年春
布面油彩与印花布料拼贴画
138 x 66.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9

创作于1914年的《持烟斗的男子》,体现了毕加索从分析立体主义盛期向综合立体主义的转变。综合立体主义与色彩极为有限的分析立体主义不同,其使用的颜色更明亮、形状更简单的,线条也更为纤细。图形变得不那么抽象,而且往往更容易辨认。观看这幅画作时,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画中人物的四肢和身体,以及他右手所持的烟斗。毕加索还在这幅作品中运用了拼贴技术,也就是将各种材料粘合到纸张、画布或纸板上。毕加索和乔治 · 布拉克一起发展了拼贴画,起先是布拉克将沙子、锯屑和铁质填料等物体融入到绘画之中。毕加索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想法,将剪报、烟草盒、织物和金属运用到作品之中。拼贴不仅仅关乎图像的复制;更是直接将材料与它们自身的形式属性和关联性结合起来。它意味着与现实更紧密的联系,同时激活了更广的意义网络。

拼贴和综合立体主义几乎在同一时期诞生,这并非偶然:毕加索在画布上一件接一件叠放现成物品,以更简单的形状、独特的色彩和清晰的轮廓构图。这幅作品的背景被漆成蓝绿色,但男子身体的大部分都是由织物构成的,其中最显著的是他的花格衬衫。这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纹理,使其区别于分析立体主义的单色构图,并预示了后期混合材质作品的出现。除此之外,它还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描绘世界的新方式。

《小提琴》

《小提琴》
巴黎,1915年
经切割和弯曲的彩绘金属板、铁丝
100 x 63.7 x 1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55

尽管毕加索主要以画家身份闻名,但他也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雕塑家。他并未接受过雕塑方面的专业训练,也不太愿意出售自己的雕塑作品,这意味着观看它们的观众更少,得到的宣传也更少。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他于1909到1910年间创作的《女子头像》是第一件立体主义雕塑。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件年代稍晚的作品。毕加索在综合立体主义时期采用了类似拼贴的表现方法,他在这里将现成品的运用延伸到三维空间。《小提琴》创作于1915年,有一米高。它由切割金属板制成,但是零件以电线连接,并且覆上了彩绘,所以材质本身并不明显。金属构件的体积和涂漆平面的空间结构之间似乎形成了对比。应该位于前景中的部分被后移,而那些远离视图的部分更为突出。小提琴上的两个音孔不是由凹陷的金属构成,而是选用了长方形盒子,这与现实世界中的音孔构成恰恰相反。同样,黑色油漆通常用于表示阴影,但在这里与自然光线的呈现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件小提琴与画作《小提琴与乐谱》里的那件小提琴非常相似,这幅画同样在这个展览章节之中展出。画作中的小提琴主体是蓝色的,与棕色背景形成并置。雕塑作品中小提琴盒子状、金字塔般的外形,也可以追溯到这幅画作的影响。这种在雕塑结构中结合图形和空间的造型方法,让毕加索创作出独特而精巧的综合体,这也是艺术家这一时期作品的标志性特征。

《乡村舞蹈》

《乡村舞蹈》
巴黎,1922年
布面固定色粉与油彩画
139.5 x 85.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73

法国诗人让・科尔托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化氛围描述为“对秩序的呼唤”——经历战争的冲击和破坏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和渴望稳定。对毕加索而言,这也是他在经济和婚姻上相对稳定的时期。他的作品卖得很好,并且刚与芭蕾舞演员奥尔加・科克洛娃结婚。这段时期,许多先锋艺术家又重拾了古典写实主义的画风。毕加索也不例外,他此阶段的作品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时期。他的艺术语言呈现出沉重感和雕塑感的特征。尽管这有别于立体主义扁平而抽象的画面,但人物参差不齐的体量感还是体现了大洋洲艺术对毕加索的启发。在1922年完成的《乡村舞蹈》中,我们可以看到雷诺阿晚期创作的健壮女性形象对毕加索的影响。柔和的色调让人想起雷诺阿所偏爱的朦胧笔触和混合色彩。雷诺阿也采用这样的风格创作一些较为私密的作品。在另一件展出的作品《习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对这位跳舞女子的侧面描绘。她有一个高高的古罗马式的鼻子,尽管她和伴侣的服装都很现代。为了呼应标题中乡村的朴实风格,两位舞者被描绘得异常壮硕,他们的姿势笨拙,衣服也不合身,尽管如此,依然散发着一种奇特的魅力。

《恋人》

《恋人》
巴黎,1919年
布面油画
185 x 14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62
《恋人》是立体派后期,也就是被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时期的代表作。与早期分析立体主义中尖锐、严厉、紧密连接的平面和角度有所不同,这个时期的作品色彩更为明亮大胆,对主题的表现也没有那么抽象。然而,两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有着相同的基本原理,毕加索都试图将物体从多个视角分裂成二维平面。正如标题所示,《恋人》描绘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毛绒沙发前拥抱的场景。他们的四肢和身体部位呈倾斜的角度排列。穿着燕尾服的男人从后面抱住女人,女人则穿着正装。他们似乎正在跳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画布右上角潦草地写着“马奈”的字样。暗示了毕加索对这位年长的印象派之父的仰慕之情以及精神上的竞争心理。几年之后,毕加索在看到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后,写道“我(告诉)我自己痛苦在前方。” 1959年,毕加索还根据马奈的这幅作品创作了几幅自己的版本。

《静物:罐子与苹果》

《静物:罐子与苹果》
1919年
布面油画
65 x 43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64

《静物:罐子与苹果》创作于1919年,但是直到毕加索1973年去世之后这幅作品才被发现。作品的构图相对简单:四只苹果,一个水罐和一个盘子。这些物品看似随意的摆放方式与它们对称的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对苹果被对称地放置在水罐的两侧和上方,罐子则好似纪念碑一般地竖立在画面中央。艺术家对灰白色和棕色的运用,以及其低调而古典的构图让人想起了古罗马壁画。在开始创作这幅作品前不久,毕加索在1917年去了一趟意大利,参观了罗马等地,并可能参观了庞贝古城。艺术家从这两座城市保存的古典艺术中汲取了灵感。尽管如此,毕加索的这幅作品不仅仅是向古典形式和色彩的致敬,他也将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风格融入其中,例如塞尚静物画的影响以及他个人早期的立体主义实践。

《烟斗、杯子和扑克牌》

《烟斗、杯子和扑克牌》
1918年
布面油画
38 x 46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58
立体主义的出现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愤怒,他们指责立体主义与现实的脱节。然而,正如《烟斗、杯子和扑克牌》这张作品所呈现的,立体主义始终将日常物品置于画面的焦点之下。用艺术家罗兰 · 彭罗斯(Roland Penrose)的话来说,毕加索和布拉克“(他们构图)的中心特征是平面的后退,支撑其的是简洁画就的倾斜平行线和曲线,通过这个方式将它们的重要性最大化”。与同一时期的其他立体主义作品一样,《烟斗、杯子和扑克牌》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置于画面中心的是一张扑克牌,牌面上装饰着交错的线条和梅花图案。扑克牌看起来似乎正从画布表面升起。相比之下,旁边的烟斗与杯子,在扁平的单色调中显得更加抽象。为了进一步强调作品标题中这三个物体的居中性,毕加索在周围画了一个同心的矩形。以别具一格的方式,将写实效果与高度抽象和图像化的形象相互融合,这是毕加索这一时期创作的标志性特点,这同时也是他在风格上最为多元和异质化的时期。

《〈三角帽〉装饰习作:最终版装饰模型》

《〈三角帽〉装饰习作:最终版装饰模型》
1920年
布面油画
纸上印模画,根据毕加索1919年绘制的装饰与服饰设计稿复制,20.5 x 27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576 (1)

尽管毕加索在芭蕾与戏剧领域的创作没有那么为公众所熟知,但这是他艺术生涯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从1917年到1962年间,毕加索受委托,总共为九场芭蕾舞剧设计了服装与布景。毕加索传记的作者约翰 · 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曾经将《三角帽》这部作品称作艺术家在戏剧领域的最高成就。这部芭蕾舞剧讲述了一名地方法官试图勾引磨坊主忠诚的妻子的故事。1917年,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创始人佳吉列夫委托毕加索为这部剧设计舞台装饰、服装与巨型幕布,该剧目于1919年在伦敦的阿尔罕布拉剧院首次演出。毕加索对于西班牙文化的理解,为该剧的西班牙场景与主题做出了补充。将西班牙元素融入芭蕾舞语言之中,本身就是《三角帽》这个剧目的创新。1919年,毕加索为其设计了所有的装饰布景.这幅装饰习作是1920年根据艺术家原稿制作的印模画。画作中呈现了剧本设定的故事发生地——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景观,这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地区,以其拱形的摩尔式建筑、多山的地形和斗牛文化而闻名。

《阅读》

《阅读》
波格鲁,1932年1月2日
布面油画
130 x 97.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37

《阅读》出自毕加索1932年为玛丽- 特瑞斯・瓦尔代尔创作的一系列标志性肖像画,这是一幅继承了欧洲现代主义绘画中爱情、性和欲望主题的代表作。传记作家约翰 · 理查森(John Richardson)将1932年称为毕加索的“奇迹年”,这一年,毕加索不但出版了自己大型编制画册的首卷,6月还在巴黎的乔治・佩蒂特画廊举办了首个回顾展。五十岁的毕加索为了准备这场展览,在年初接连快速创作了十八幅作品,其中包括几幅以他的情人玛丽- 特瑞斯・瓦尔代尔为模特创作的风格类似的肖像画。画中的沃尔特被塑造成一位有着淡紫色肌肤,略显慵懒的圣母形象,她的脸分成两半,一缕头发优雅地垂在半边脸的一侧。此时,艺术家与妻子奥尔加的关系越发紧张,创作这些充满情欲色彩的沃尔特的肖像画成为了艺术家感情的宣泄口。沃尔特此前在毕加索笔下都是以象征性的静物或隐晦的肖像出现,如本次展览中的作品《扔石头的女人》。然而只有在毕加索专门为情人定制的绘画语言中,沃尔特的古典美才得到彻底展现。艺术家将鲜亮的互补色、充满情欲暗示的物体与姿态共同汇入他对形式的解构中。

《头顶瓮罐的女人》

《头顶瓮罐的女人》
1935年
水泥与木质底座、彩绘木料、现成品、钉子
60 x 14 x 18.4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315

1930年6月,毕加索购买了位于法国西北部的波格鲁城堡,将宽敞的谷仓改造为自己的第一间雕塑工作室。与他同时期创作的其他风格上更为威严和古典的半身像相比,这是一件小巧玲珑而且充满趣味的雕塑作品。这和作品本身特殊的创作目的有关,毕加索打算为1935年9月5日出生的女儿玛雅制作一个精致木偶。作品丰富的色彩以及装饰性的图案看上去好似霍皮人的卡其那娃娃,以及传统的欧洲木娃娃。毕加索热衷于将工作室的废料变废为宝,这点从由各种日用材料组成的《头顶瓮罐的女人》中可见一斑。之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带来的物质匮乏,毕加索再次展现出变废为宝的能力,开始用废料进行艺术创作。50年代的时候,毕加索为自己最小的女儿帕洛玛也创作了类似的娃娃作品。

《扔石头的女人》

《扔石头的女人》
巴黎,1931年3月8日
布面油画
130.5 x 195.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133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毕加索与首位妻子芭蕾舞演员奥尔加 · 科克洛瓦的婚姻出现裂痕,两人关系的恶化导致毕加索以绘画作为发泄,将妻子描绘成尖嘴猴腮的螳螂或凶残的怪物,与此同时,另一位情人和“灵感缪斯”走进了他的生活。1927年1月8日,毕加索在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门前遇见当时年仅17岁的玛丽- 特瑞斯・瓦尔代尔,毕加索立刻为她的希腊式古典美貌而倾倒,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瓦尔代尔成为了艺术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在1931年底之前,不但公众,甚至连毕加索的亲朋密友都几乎不知道瓦尔代尔的存在,所以毕加索在早期的肖像画中通过各种变形或特殊形象来隐藏自己的“缪斯”。在《扔石头的女人》中,热爱游泳的瓦尔代尔在毕加索的笔下看起来像一个无固定形状的物体,又像是在一位光秃秃的海滩上玩耍的海员。尽管从未明确涉足超现实主义运动,但从1927年开始,毕加索开始在他的立体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肖像画中融入超现实主义元素。这个造型语言同样影响到了他对主题的选择以及整体的创作方式。我们在这个展区的其他作品中可以看到,毕加索在随后的创作中,将采用崭新而且专属的绘画语言直接为瓦尔代尔作画。

《年轻的画家》

《年轻的画家》
穆然,1972年4月14日
布面油画
91 x 72.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28

作为毕加索去世前一年创作的作品,《年轻的画家》既是艺术家晚年所创作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亦是一件反常之作。与同时期大多以华丽的火枪手为主题的作品不同,毕加索选择在空白画布上,以松散的笔触,简单的色调,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头戴草帽,手拿画笔和调色板的年轻画家。这件作品虽然在形象选择上特立独行,但依然没有脱离毕加索晚年作品中一贯暗含的线索:向其所敬仰的艺术大师致敬。正如斗牛系列作品受到了委拉斯凯兹和马奈的影响,《年轻画家》中的草帽是对梵高和雷诺阿等在其艺术风格形成时期所敬仰的艺术大师的致敬。1973年5月,在毕加索过世后于阿维尼翁教皇宫举办的展览中,这件作品被放在显著的位置展示。这是毕加索在世时参与筹备的最后一场展览,展出了其1970至1972年间创作的作品。这幅作品1983年亦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首次毕加索展览中展出。毕加索在这里以轻描淡写的笔触刻画了一位年轻的画家, 他抬起手正要往看不到的画布上落下第一笔,这也象征着毕加索对自己80年艺术生涯的感伤回顾。

《吻》

《吻》
穆然,1969年10月26日
布面油画
97 x 13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代税捐赠,1979. MP220

1969年10月至12月创作于法国穆然市的《吻》,是艺术家以恋人激情相拥为主题创作的系列作品之一。毕加索在此之前亦曾创作过同主题的作品。不过与早期作品中所展现的简单纯真不同,1969年的《吻》对主题的呈现更为直接和充满激情。毕加索于1969年10月26日,也就是自己8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开始创作《吻》,我们几乎可以将这件作品看作是他对自我存在的一种冥想。毕加索将面对死亡与身体机能衰退的的感受,转化为男女缠绵情景的狂野描绘。为了应对日渐衰老的沮丧感,艺术家在晚期作品中为自己创作了一系列的化身,例如充满男子气概的火枪手,或者叼着烟斗与女性浪漫邂逅的军官。在《吻》中,毕加索以他的老朋友——画家亨利 · 卢梭和他妻子约瑟芬的形象代表自己和妻子杰奎琳 · 洛可。毕加索本人收藏了卢梭的《艺术家与灯自画像》以及《艺术家的第二任妻子肖像》,这两幅肖像的构图被结合到《吻》之中,展现了“毕加索”式的艺术致敬。与此同时,整个作品弥漫着独属于毕加索的庄严与悲悯之情。